在讨论过程中，对乔某在双规期间如实交代罪行的行为应否认定为自首存在分歧。

五是创设了国家资产追缴局  问题的起因：英高等法院首判支持求死权所引发的问题 据《法制日报》报道：尽管安乐死的争议已经有数十年的历史，但至今仍未有定论。

事实上，普尔迪并非英国第一个要求对《自杀法》重新进行司法解释的人。荷兰走在最前面，也是经过30年之久的研究，才最终下的决心。尤尔特，59岁，大学教授，运动神经元疾病，生命还有不到5年，双腿瘫痪，呼吸困难。反之，如果立法不规范，就可能给谋杀犯罪及推卸医疗事故造成可乘之机。2008年她向法国提出安乐死，被法院驳回。

如何为他执行死亡，以及使用何种药品实施死亡，这都是下一步需要解决的问题。来源：《人民法院报》2014年2月21日，第5版。可以看到，加强法律体系的整合性正在一步一步地进行。

这样一来，也许政府会担心，群众也有可能担心，如果独立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会不会导致司法权被滥用？主要的对策有两个：第一是司法公开，决定强调的是公开审理、判决公开，有这两点，防止司法腐败的基本条件已经具备。如果在没有统一的法律秩序的情况下进行分权改革，不能有效地对社会进行整合，风险就非常大。但在改革过程中，我们需要限制政府的权力，需要减少对市场的行政干预。也许现阶段我们没办法立即做到认识的统一，但必须在现有的改革举措中找到一个支点。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院长） 进入 季卫东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分权改革 法律秩序 。所以去地方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

所以，我认为，如果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真的实施了，就会确立一元化的法律体系，然后再通过权力的逐步下放和分离为法治国家建设奠定一个坚实的政治基础。现在司法机关在人财物方面完全依赖于地方政府，根本不可能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我觉得这个内容也很重要。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进行一场分权的改革。

在中国，整合主要靠集中的、强大的权力。但整合的作用怎么发挥呢？权力分离了，法律本来就是碎片化的，我们就会面临整合的困境。所以，在法律多元化的状况下，权力必须一元化。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强调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

第四，社会治理方式的改变。在我看来，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有一个整体性的框架：要建设一个法治中国。

司法也不是统一的，实际上全国只有最高法院是属于全国性质的，其他的法院都是地方性质的。  讨论法治问题，主要基于两个原因。

这样的改革具有什么样的基本特点？一言以蔽之，就是要通过外部监督来控制权力的运作，要通过权力的分离、互相的制衡来防止权力被滥用。第三，加强法律体系的整合性。只要这样的部署真正落实，现代法治国家的一条最基本的原则就确立了。我们需要改革，但如果举措失当，可能没办法整合。比如行政执法的整合，行政执法与审判程序的整合，信访制度与法治体系的整合，还有财税制度的改革，强调税收法定，还有预算的法制化。我认为主要有四个方面。

鉴于上述现实，我认为，在中国推动法治国家的建构，树立一个统一的、具有权威性的法律秩序，才能够发挥有效整合作用，使它能够对这个权力进行限制，让行政权力在比较强大的情况下也服从规则的制约。现代法治，最根本的是对政府权力进行限制，要求政府和普通公民一样共同遵循法律的规则。

因此，法院的功能自然要加强。企业的法律顾问制度早就在建设了，决定中要求普及法律顾问制度，应该是对政府而言。

再就是去行政化，最重要的表现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强调改革审判委员会制度，强调由案件的审理者来做出判决，就意味着对审者不判、判者不审的现状的一个纠正，意味着对审判委员会做判决的否定。只有当行家里手不断给检察官的公诉书挑刺、不断研讨和批评判例的理由的时候，才能有效地防止司法权被滥用。

但如果过分强调整合，可能就没办法进行改革。这个整体框架的一个特点就是形成法律共同体。  如果在没有统一的法律秩序的情况下进行分权改革，不能有效地对社会进行整合，风险就大 由于在推动社会变革的过程中，政府权力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当我们根据市场经济的需求，对权力进行限制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个问题——这也一直是困扰性的问题——改革与整合。这样一来，政府律师的建设工作就会提上议事日程。

这是过去不太有的提法，有可能通向某种形式的宪法监督制度。当从事前审批转到事后救济，这种变化发生之后，很自然就会出现一种变化——事后救济靠什么？主要是指司法救济。

这两个原因是我们推动法治非常基本的动因。从作为法院系统整体的审判独立走到了承认具体办案的法官独立，第一次承认法官是独立的审判主体。

一是经过36年改革开放，中国已经形成了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特别要求以规则来改变治理方式。  必须在现有的改革举措中找到一个支点 如果我们对法治国家的形状没有一个清晰的概念，改革推进过程中肯定会产生问题，也很难达成共识。

怎么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文件提到，进一步健全宪法实施的程序和机制，对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就是要求政府设置法律顾问以防止决策中的违法风险，加强合规性，并适当应对行政诉讼以及关于人权的司法程序。第一，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二是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强调法治，否定人治，是基于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

此外，决定还提出要进一步加强对人权的司法保障，普遍建立法律顾问制度。第二，司法去地方化、去行政化。

当存在竞争的时候，竞争能不能有充分的自由度？能不能公正地进行？在进行投资、交易的时候，能不能对自己行为的结果产生明显的预测？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法治是由市场经济提出来的一个重要的课题。同时还强调由判决者对判决的内容负责，这就是把审判主体的明确化作为追究错判责任的前提，防止在很多主体干预审判的状况下形成的谁都不负责任的问题。

这个矛盾今天我们依然在面对。加上国家法律和地方法规的格局有很大的不同。